原標題：作案分析大數據 套路貸“忽悠術”升級
蘭州警方近期破獲的多起“套路貸”案件显示，不法分子“套路貸”作案高科技化、專業化傾向明顯。一個個年利率超1500%的“714高炮”（7天或14天高利息網絡貸款），貼着“低利息、無需抵押、快速放款”的標籤，將大學生和社會群眾當成獵物。專家稱，“套路貸”團伙囂張作案，暴露出社會管理及網絡金融監管的漏洞，必須引起警惕，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
套路貸團伙10個月瘋狂斂財31億
隨着偵查範圍擴大，蘭州警方發現，手機應用平台上，有的受害人借了1000元還20多萬元沒有還清，有的還到了100多萬元。
袁程程（化名）是一家咖啡連鎖店的工作人員。2018年9月的一天，袁程程用手機下載了一款做菜的APP。沒想到，這款APP會“變臉”，第二天做菜的內容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貸款入口和各種“網貸”APP的鏈接。袁程程一時好奇，借了4500元。誰知，在以後的三個月時間里，她被迫在十幾個“網貸”平台轉單平賬，先後還款6萬多元，而所欠的債務卻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2018年12月，蘭州警方盯上了這個APP。警方偵查發現，這個APP是個“雙胞胎”，它有兩個面，一面是有正常功能的APP，一面則是“套路貸”犯罪團伙開發的網貸平台，警方把這種APP叫作“AB面”APP。
經前期研判，這個APP背後是一個集非法收集公民個人信息、套路貸、“軟暴力”催收於一體的犯罪團伙。其開發了20個貸款平台，利用23個主體公司，以墊資消費為名，簽訂非法貸款合同，向受害人貸款。該團夥同時雇傭了24個催收公司，以多種軟暴力方式催討收賬。蘭州警方立即立案偵查，案件代號“2・12”。
今年3月，蘭州市公安局歷經3個多月的前期偵查，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的統一指揮下組織500多名警力，在浙江、陝西、安徽等地一舉打掉了“2・12”特大“套路貸”犯罪組織。
警方進一步偵查發現，該團伙使用1317個手機APP軟件，進行非法放貸。受害人須在7日內還款，一旦受害人貸款逾期，平台將根據逾期自動提升貸款金額。對逾期未還款人員交由催收人員對受害人以短信轟炸、P圖等多種軟暴力方式實施非法侵害。
警方截至2019年11月份的偵查結果显示，2018年5月至2019年3月間，該犯罪組織共簽訂陰陽貸款合同327.8萬筆，累計放款59.75億元，累計收回91.16億元，從中非法獲利31.41億元，受害人涉及全國各地近20餘萬人，僅甘肅省受害人就達3萬餘人。
至案件破獲前，該犯罪組織尚有未收回賬目約98.47億元，其中本金14.7億元，逾期利息83.77億元。目前，該案共破獲非法獲取公民信息、敲詐勒索、尋釁滋事、詐騙等四類238起刑事案件，扣押涉案資產20.74億元。
大數據分析精準鎖定受害人
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套路”不但縛住許多受害人的生活，還縛住了他們的頭腦。不止一位還不起借款和利息的受害人轉而“賣身還貸”“為虎作倀”，成為加害者的一員。
甘肅警方破獲的一起“套路貸”案件中，警方在天津網貸平台抓獲了一位犯罪嫌疑人王某。家境貧寒、父母離異的他，由母親做家政供到了大學。為減輕母親壓力，2018年王某從網貸平台借款3000元用於交學費，並計劃通過勤工助學還清貸款。沒成想，這3000元轉眼滾成了9萬元，遠遠超出王某償還能力。
無奈之下，王某的母親想方設法幫兒子還債，但只能還上5萬多元。為將剩下的“欠款”一筆勾銷，在貸款平台業務員的遊說下，王某辦理休學，加入該“套路貸”公司“打工”還貸，由此走上了犯罪道路。
一位長期從事反電信詐騙的民警說。“套路貸”犯罪在2017年只有零星幾起，2018年一年時間，“套路貸”就在各地瘋狂出現。一個案子的受害人數和涉案金額從最開始的十幾人、幾十萬元，發展到十幾萬人、幾十億元。
據統計，截至2019年11月份，蘭州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已處理電信網絡詐騙警情5378起，累計止付、凍結涉案金額5100餘萬元，有效預警勸阻受害人2.3萬餘名，避免受害人經濟損失2000餘萬元。其中蘭州公安“2・12”特大“套路貸”專案現場查控涉案人員750餘人、扣押涉案財產金額超10億元。
“現在這些套路貸平台發展得越來越‘正規’。”蘭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王俊峰說，這些公司有的有合法外衣，成立了企業，有的入駐高檔寫字樓，甚至給自己披上“互聯網企業”“大數據企業”“互聯網金融”等各種華麗的“外衣”，內部組織架構嚴密，崗位分工明確。有的甚至在管理中引入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和前、後端風險防控機制。
同時，這些套路貸平台大量開發網絡應用，並且把個性推薦、大數據分析技術運用其中，一旦用戶下載“上鈎”，便把獲取到的用戶信息通過大數據模型進行分析，對其可騙價值進行等級劃分，實施精準“套路”。
警方在該“套路貸”平台的後台數據中發現，我國西部一村莊有19位群眾曾連續十餘次向該“套路貸”平台申請貸款，均未獲批准。警方介紹，這些群眾可能是“擼貸”團伙，有過不良貸款信息，被“套路貸”平台的大數據自動過濾了。
蘭州市公安局技偵支隊大隊長李剛介紹，“2・12”特大“套路貸”專案，犯罪團伙非法獲取了482萬人的通話記錄、電話號碼本、銀行卡號等公民個人信息。警方甚至在其後台發現了犯罪團伙自己製作的一本全國電話號碼本。
隨着掌握的情況日益充分，警方發現，此類“套路貸”團伙的“人事制度”很有一套，不但善於把原本的放債對象轉化為“業務骨幹”，團伙內部分工協作的“蜘蛛網”也相當發達，除了有專門的業務部門和技術部門外，甚至有專門的法律部門，負責規避法律問題。
監管缺失與法規缺位
蘭州財經大學金融學博士、副教授程貴說，目前房貸、車貸及各種消費貸款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正規貸款機構門檻太高，這為不法網絡貸款機構的生存提供了龐大的借貸群體基礎。同時，監管缺位給這些網貸機構走向違法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
首先，2015年出台的互聯網金融意見只是原則性地規定網絡借貸業務由銀保監會監管，而未明確網絡借貸行為的性質，以至於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時常出現監管缺位的情況。
其次，網絡信貸的隱秘性和網絡平台的高科技性，給各部門帶來了不同程度的技術難題。工商、金融、網絡監管等部門按照各自職責和權限享有不同管理權，但部門間難以形成相互配合和支持，導致網絡信貸亂象層出不窮。國家相關部門禁止“校園貸”后，此類貸款迅速披上“手機租賃”“消費墊付”等“馬甲”，繼續大行其道。
而監管缺失的背後，反映出的則是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后與缺位。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祝偉介紹，我國目前出台的網絡金融監管的法規大都是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制定的針對某一類網絡金融的法規，層次較低，無法對各單位協同監管治理起到統領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國關於民間借貸的法律多零散分佈在各種行政規範性文件和司法解釋中，且性質界定不夠明確，以至於出現無法準確判定貸款方是否構成違法犯罪的情況。
採訪中，司法部門人員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直至“套路貸”這種犯罪呈現出“量大面廣”的特徵后，一些地方才意識到“套路貸”是違法行為。最早有人報案，有些地方都不敢接案，因為貸款的合同齊全，事實清楚。
同時，網絡金融亂象與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及監管審核不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手機APP應用審核比前幾年嚴格了，但仍存有漏洞。例如，蘋果市場只審核C端，即面向終端用戶的那一端，不審核服務端。一些“套路貸”平台在服務端做了一個開關，審核時候用的是A面，審核通過時通過開關切換成B面，以此逃避審核。
甘肅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相關人員建議，應該通過互聯網企業與各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搭建一個非法金融活動風險防控平台，把非法網絡金融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
(責編：孫紅麗、庄紅韜)【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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