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性競爭激進擴張 折射審計行業亂象

  近期,ST康美*ST康得等昔日明星公司紛紛暴露出的財務舞弊行為,將擔任資本市場“守門人”角色的審計機構推到了聚光燈下。有的審計機構陷於危機之中:監管部門立案調查、公眾的信任危機、客戶火速更換審計機構、項目團隊為生計“出走”。歷經重組整合,正走在做大做強路上的中國本土審計機構遭遇挑戰。

  整體看,近年來審計機構執業質量在提升。這從近兩年持續攀升的非標意見佔比可見一斑。但是,隨着經營風險向會計風險蔓延,企業長期積累的風險爆發,這是今年以來行業亂象頻發的直接誘因。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近年來事務所掀起併購大潮,但內部整而不合,管理鏈條太長,導致出現結構性矛盾。

  審計危機中的瑞華樣本

  連踩*ST康得輔仁葯業兩個大雷,被證監會立案調查,讓全國業務量排名第二的審計機構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站上了風口浪尖。

  “媒體報道鋪天蓋地,我們也有點焦頭爛額。”瑞華某地分所所長孫平感慨,這幾天他一直忙於對客戶的解釋溝通工作。

  瑞華此次被立案調查引起這麼高關注,某種程度上與“爆雷”的客戶是明星公司有關。而且“爆雷”的導火索竟然是貨幣資金這個本不容易出現問題的科目,甚至被外界笑稱“造假都不太認真”。

  “貨幣資金這個科目最好盤點,不容易出現差錯。收集銀行對賬單,發函給銀行核對,基本就完成了,現在卻成了造假最嚴重的科目。”某資深會計師感慨。從以往的情況看,貨幣資金科目並不是高風險點,審計機構也不會在這方面投入特別大的精力。

  儘管瑞華對*ST康得項目2015年-2018年審計工作情況作出說明稱,對其審計項目全面履行了應盡的職責義務,但受瑞華影響的上市公司仍“餘震不斷”。瑞華7月9日接到證監會立案調查通知以來,瑞華的部分客戶迅速作出反應,火速與瑞華解約。7月11日,太陽紙業召開董事會,將審計機構由瑞華變更為致同會計師事務所;7月23日,通裕重工宣布換掉瑞華。

  根據證監會2018年3月出台的“立案即停”的規定,當證券中介服務機構或其從業人員涉嫌違法違規被立案調查,或者被司法機關偵查,尚未結案的,證監會將不予受理或中止審查其出具的同類業務的行政許可申請文件。即使已經受理的,也要全部停下來進行複核。即一個事務所的一個項目被立案調查未結案時,該所提供審計服務的相關行政許可文件都不被受理。

  對於要不要換掉瑞華,不少公司目前處於觀望狀態。“在觀察中,應該說對其服務的上市公司有一定負面影響,市場可能會有不理性的聯想。”一家上市公司財務總監表示。另一家ST公司的董秘告訴記者,“我們並不急於換審計機構,公司歷史情況較為複雜,瑞華與我們合作多年,對我們的情況比較熟悉,換新所我們還要重新去溝通,太麻煩”。

  對於再融資、重組、IPO材料已經獲證監會受理的公司,目前更多的是進行複核,而不是換掉審計機構。

  瑞華所有27家在會的再融資、併購重組項目被中止。截至8月2日,除ST新梅已完成複核順利過會外,繼峰股份已經恢複審核,艾迪精密深康佳A捷捷微電陸續完成了財務複核,向證監會提交了恢複審核申請。此外,瑞華服務的33家IPO公司處於中止狀態。以2018年年報審計數據看,瑞華服務A股上市公司家數達到316家,僅次於立信,在內資事務所中排名第二。

  中國證券報記者從瑞華內部獲悉,諸多項目中止審查,給其正常業務的開展增添了巨大阻力。瑞華33家IPO項目被中止審查,使瑞華的客戶群體受到了較大影響。出於對公司IPO上市、再融資、併購重組等重大發展戰略的考慮,許多客戶對聘任瑞華提供服務產生了疑慮。

  競爭失序激進擴張埋隱患

  “瑞華背後暴露出更多的是會計行業共性問題。近幾年國內排名靠前的幾個大所基本上都接過罰單。”國內某大型會計事務所會計師王勤說。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已經有正中珠江、瑞華兩家會計事務所被立案調查,大信、天健、大華等9家會計師事務所收到證監會罰單。

  行業排名第一的立信所,近年來因金亞科技大智慧超華科技、國藥科技等項目被處罰;而在*ST康得之前,瑞華2015年以來還因為振隆特產、勤上光電、亞太實業、鍵橋通訊、華澤鈷鎳等項目被處罰,因零七股份、千山藥機項目被立案尚未結案。

  在多位受訪的事務所從業人員看來,作為“守門人”角色功能失效,與審計行業內長期的惡性競爭有很大關係。業內有一句話說“這幾年什麼都在漲價,就審計費沒漲。”企業本身盈利狀況不好,當然要減少費用支出,壓縮審計費。數據显示,30家A股公司審計費近兩年連續下降。

  “國內大所和小所沒有太大差別,你有的資質我也有,行業競爭特別激烈。監管要求越來越高,這意味着事務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審計費在降,在成本壓力下,導致審計程序被壓縮。只能盡量把控能夠識別出來的風險。而最後風險可能就發生在不認為有風險的地方,譬如貨幣資金。”王勤說。

  “年報審計任務繁重,但是收費不高,主要是維繫合作關係,事務所通過再融資、併購等項目盈利。事務所要考慮成本回報率,就會壓縮人工成本,趕工期可能會帶來審計工作不那麼完善。”某基層審計人員劉強說。

  “另外一方面,國內事務所並不是一家獨大,這是一個買方市場。上市公司覺得出了錢,你還要給找事,可能換一個機構。譬如,從成本核算的角度出一個報告要50萬元,另一家30萬元就能做;或者我出不了無保留意見的報告,別人卻能出,我該怎麼辦?”王勤說。

  “有些爛項目收益高,在審計中發現問題,還可以幫助客戶去解決問題,收取額外的財務顧問費。”劉強說,“當風險越來越大,會選擇某個年度‘洗澡’,如商譽、應收款等,或者換一家新的事務所,一次性風險出清。”

  對於亂象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業內資深專家認為,2009年以來,鼓勵會計師事務所做大做強,事務所紛紛掀起併購大潮,但內部整而不合,管理鏈條太長,產生很多遺留問題,導致出現結構性矛盾。

  2009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於加快發展我國註冊會計師行業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重點扶持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加快發展。在做強做大政策的指引下,會計師事務所的發展規模取得了長足進步。事務所的數量由2011年的53家減少為2017年的40家。

  “剛開始超大型項目都壟斷在四大所手中,後來內資事務所做大做強得到扶持,內資事務所掀起了一輪併購潮。併購過程就是跑馬圈地,一口氣把十幾個、幾十個小所併購進來,難免泥沙俱下。”王勤說。

  併購整合方面瑞華最有切身之痛。瑞華最早源於五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后經過多輪合併更名為國富浩華。2012年7月,國富浩華合併了當時華南最大的內資事務所深圳鵬城;2013年,國富浩華與中瑞岳華合併,新成立的瑞華一躍成為國內第一大所,就此打破“四大”多年來佔據的主導地位。

  整合進來鵬城所被業內認為給瑞華帶來了“壞”基因。鵬城所曾號稱“華南第一所”,但執業質量一直頗受詬病,聚友網絡、金荔科技以及綠大地欺詐發行等影響惡劣的案件都有鵬城的身影,最終2012年因參與“綠大地IPO造假”,被證監會撤銷相關服務業務許可。

  瑞華近幾年出事最多的項目主要來自於原鵬城所。在瑞華近幾年來被行政處罰的五個項目中,有三個來自原鵬城團隊。而當前影響最大的*ST康得一案,同樣是由原鵬城所團隊執業。

  孫平說,隨着事務所大舉擴張,一體化推進不到位成為行業痛點。說是合併,實質卻有些像加盟,業務還是各管各。此外,審計行業的確還存在問題。比如,審計理念落後,仍局限在審計程序,而不能跳出來看待企業經營風險。

  近年來出現一個新現象,上市公司財務總監很多來自審計機構,對審計業務熟悉。“他們熟悉審計機構的套路,甚至連基本的審計底稿都能準備妥妥的,而真正的問題藏得嚴嚴實實。再就是審計本身的局限性,上市公司同外部機構協同舞弊等行為,事務所按照常規的審計流程,很難發現問題。”王勤說。

  呼籲重塑行業信任

  會計事務所屢屢被罰為何仍問題不斷?如何解決會計事務所被處罰,其他上市公司IPO或再融資項目無辜受“牽連”的問題?如何能讓中介機構真正發揮“排雷”的作用?

  對此,上述專家認為,事務所“立案即停”的規定對眾多公司的IPO申請和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需求產生巨大影響,增加了變更審計機構、重新開展審計工作的額外成本,延緩發展進程。同時,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主體的經營,引發資本市場的波動。

  目前對事務所的處罰採用了“連坐制”,一個項目團隊出問題,一個所內的所有項目都要停下來。即使最終審計機構被吊銷資質,從業人員換個所仍可以執業,投資者的損失也不能得到彌補。“特殊普通合夥這種組織形式引入中國,其初心是為了避免因某一個合伙人的過失而對其他無過錯合伙人產生不必要的連帶責任,現實情況卻相反。”上述專家說,希望監管導向要更加精準、科學、有效。

  “真正有動力造假的主體是上市公司或實控人,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頂格處罰或市場禁入對其影響不大。”王勤說,“而事務所被處罰后,無形損失特別大。以瑞華來說,IPO、再融資項目暫停,會導致很多業務接不了。”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對於財務造假,一方面要重罰受益更多、造假動力更大的上市公司,對相關責任人甚至可以加大刑事罪責的量化。處罰真正的受益人,才能解決對審計的敬畏問題。另一方面,應該適當分離會計師事務所和簽字註冊會計師的責任,同時區分會計師是否存在主觀造假。對會計師因故意出具不實報告的應從重處罰,可以從加大個人罰款金額到停止承接業務,甚至予以量刑。因過失出具不實報告的應酌情從輕處罰。對事務所的處罰應以經濟處罰為主,慎重採用暫停或撤銷事務所證券服務業務許可的處罰。“可以效仿國外引入和解機制,啟動調查機制后,審計機構可以通過和解方式,通過經濟補償,保證業務的正常推進。”孫平說。

  針對中介機構多次被罰還問題頻出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認為,原因主要是失信收益遠遠高於失信成本。所以,首先要提高失信成本,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加大民事賠償力度,賦予投資者對失信中介機構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建議引進懲罰性賠償制度,激活公益訴訟制度。為了維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投資者保護基金等可以直接對失信機構提起民事訴訟;二是激活行政處罰機制,對情節嚴重的要頂格處罰。但是現在法定的行政處罰幅度就那麼大。下一步,建議修改證券法,提高法定的行政處罰力度。三是嚴格追究構成犯罪的人的刑事責任,對惡意串通、欺詐投資者的行為要採取重典治亂,猛葯除痾的態度;第四是激活信用制裁機制。很多部門都簽署了聯合懲戒失信的備忘錄,讓其一處失信,處處受限。

  劉俊海認為,應該採取“胡蘿蔔+大棒”的方式,對於好的中介機構,證監會、行業協會委託的專項業務,可以優先選擇好的中介機構執行。行業協會在選擇會長、副會長等時應該向誠信的中介機構傾斜。“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面臨重新洗牌,重新分割市場份額過程中,行業也在成長壯大。要給中介機構注入誠信基因,真正成為投資者友好型的中介機構,成為有擔當、有溫度、有追求、有底線的中介機構,營造誠實信用、公平公正的資本市場生態環境。”(文中孫平、王勤、劉強均為化名)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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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應收賬款攀升的科創企業

  “我們過去調研時,發現好的科技公司應收賬款都比較少。對於有應收賬款的科技公司,我們一般是不會碰的。”格雷投資總經理張可興針對近日貝斯達終止上市審核事件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據記者了解,2016年至2018年期末,貝斯達應收款項賬麵價值分別為6.34億元、7.36億元和8.08億元,占當期資產總額的比例分別為52.1%、49.08%和51.27%。正是因為其應收賬款持續攀升等原因,貝斯達在申請階段就備受關注。此次終止上市審核,也與其應收賬款有着部分原因。

  受應收賬款困擾的科創板公司不僅僅只有貝斯達,已經申請上市受理的北京華峰測控技術股有限公司也有較高的應收賬款。2016年至2019年一季度,其應收賬款餘額分別為0.42億元、0.43億元、0.35億元和0.64億元,占各期末流動資產比例分別為29.09%、22.94%、14.73%和17.81%;同樣已經被受理了上市申請的瀋陽芯源微电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也因應收賬款和存貨在過去幾年連續增長而遭廣泛關注。即使已經成功上市的杭可科技與容百科技等也因應收賬款在過去幾年的攀升,受到了媒體質疑。其他多家科創板上市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也都提到過存在應收賬款無法收回的風險。

  東北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應收賬款是重要的財務指標科目,極容易被人為所左右,形成財務造假”。

  一般來說,企業形成應收賬款的直接原因,是賒銷。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增加銷售並且減少庫存。而企業通過虛調應收賬款和改變應收賬款計提比例等手段,可以實現對企業利潤報表的粉飾。早在2016年欣泰電氣因就因虛構應收賬款回收等原因成為了A股創業板第一家退市公司,也是中國資本市場第一家因欺詐發行而退市的公司。

  記者根據數據統計,除晶晨股份、杭可科技與心脈醫療相關數據未显示,科創板其餘25家公司應收賬款平均周轉率為5.9,平均周轉天數為102.95天。

  “從財務的角度看,應該高度關注企業的應收賬款餘額以及應收賬款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某券商分析人士告訴《證券日報》記者,“但是要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如果短期內增加應收賬款是企業的一種競爭手段,也不能說明企業有問題”。

  付立春也向記者表示,“要綜合考慮科創板企業的實際情況,不能僅依賴應收賬款數額和所佔比重等一兩項指標進行判斷”。

(文章來源:證券日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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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文化旅遊的三大誤區

  隨着文化旅遊項目越來越多,旅遊者會變得越來越理性、對項目本身的質地也會越來越關注。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文化氛圍的強化,人們對精神生活越來越重視,文化旅遊逐漸成為廣受各方歡迎的休閑項目。

  為了獲得更好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擁有文化資源的各地政府與企業,近年來都加大了這方面的宣傳與投入。這在很大程度上,為居民精神生活的滿足創造了條件、提供了便利,文化旅遊業由此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資源所在地的政府與企業也大多收穫滿滿。

  不過透過繁榮的表面,仔細觀察一下當前的文化旅遊業,會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誤區:

  其一,為了增強影響力,不惜弄虛作假。文化旅遊靠的是文化資源,資源的文化內涵、歷史深度與社會知名度直接決定着其影響力。一般來說,歷史越悠久、文化越獨特、涉及的人與事件層級越高、社會知名度越廣,文化資源的價值就越高,影響力也就越大。另外,文化資源影響力的大小與宣傳推廣也有着直接關係。

  正因為這些方面與文化資源的影響力高度相關,所以一些地方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旅遊,不僅在宣傳上步入了歧途,如過度包裝、大肆渲染,甚至弄虛作假、編造故事等,還人為炮製歷史遺跡,無中生有地創造出某種文化項目來。某個歷史人物幾地同時爭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表面上看這種添油加醋甚至憑空捏造的方式,能夠使本地文化資源內容更豐富、層級更高端、影響力更大,但實際上,以假當真只能熱鬧於一時,社會公眾廣為知曉后,許多較真的人就會因反感、厭惡而抗拒。

  其二,眼前效益至上,過度商業化運作。各地發展文化旅遊業當然需要追求經濟效益,但如何追求才正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一些地方不從長遠角度考慮問題,只顧眼前利益,於是在文化資源開發利用時,就出現了過度商業化運作的現象。

  商業化運作過度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喧賓奪主,即讓最為核心和根本的文化資源被淹沒在一片商海之中,這於真正對文化資源感興趣的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困撓。時間一長,當商業的喧囂過去以後,客戶資源的持續吸納就成了問題,這對當地經濟發展反而會形成不利影響。比如湘西鳳凰古城就存在這一問題: 林立的酒吧與各種小店,使古城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質樸模樣,從長遠來看,未必對其發展有利。更好的模式應該是將商業安排在外圍,古城本身則盡量保持其原貌。這樣其生命力可能會更加持久、更加旺盛。

  其三,盲目追趕潮流,喪失自身特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潮流,追趕潮流是人的一種習慣。對於文化旅遊業來說,追趕潮流尤需慎重,因為文化資源往往具有長久的存在價值,它們之所以經曆數百、數千年而不朽,關鍵就在於其獨有的內涵與歷史積澱。而潮流是不斷變化的,盲目追趕潮流就有可能使文化資源逐漸喪失其與眾不同的特質,並隨着潮流的不斷變化而變得面目全非。

  文化資源最大的價值在於其獨特內涵,外在的裝飾再美都提升不了其內在價值,有時候反而有可能損害甚至毀滅其內在價值。很多古建築被翻修一新而受到人們的激烈批評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最新的例子是四川樂山大佛翻修后被廣大網友吐槽。因為經過翻修,大佛面貌新是新了,可原來的那種歷史滄桑感和歲月侵蝕的味道就徹底沒有了。

  文化旅遊業是一個快速發展的行業,在大發展期間難免魚龍混雜,一些地方為了在激烈競爭中能夠勝出,不惜採取一些短視的舉措。隨着文化旅遊項目越來越多,旅遊者會變得越來越理性、對項目本身的質地也會越來越關注。在這種情況下,缺少文化內涵而靠弄虛作假裝點門面、因過度商業化而使文化本身受到遮蔽、盲目追趕潮流而喪失自身特色,這類文化旅遊項目都將會逐漸喪失吸引力。對此,這些項目所在地的政府與企業尤需引起警惕!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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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券商營業部:7月份前來諮詢的多了點

  投資者對市場是否熱情,新增投資者數量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

  《證券日報》記者經過統計后注意到,一年來(2018年8月份到2019年7月份),滬深兩市共計新增投資者數量為1366.1萬戶。如果把時間再往前推這一數據為1262.55萬戶。

  如果通過新增投資者數量來觀察市場運行情況,不難發現,兩者是成正比的。

  今年3月份,上證指數深證成指累計月漲幅分別為5.09%和9.69%;上證指數換手率21.25%,深證成指換手率122.59%。業內人士表示,如此高的換手率,無疑显示出市場交投的異常活躍。

  通常情況下,換手率被視為市場情緒溫度計,是預判市場走勢的重要觀察窗口。

  與之相對應的是,今年3月份,滬深兩市新增投資者數量突破200萬關口,達到了202.48萬戶,相較於2月份的99.65萬戶,環比大增103.19%,創下2017年3月份以來的新高。而且,這一數據在此後一直沒有被突破。

  這一點,一位不願表明身份的券商人士在與記者交流時,表示了認同。

  該人士表示,從日常的工作狀況來看,新增投資者數量的變化,與股市的走勢是密不可分的。市場好的時候,前來諮詢的投資者就要多一點,開戶的數量相對也會多一些;反之亦然。

  聯儲證券首席投資顧問鄭虹同樣認為,投資者的投資熱情與市場的表現有直接關係。但她同時稱,這一數據有一定的滯后性。

  對此,鄭虹以3月份的數據為例進行說明:近一年來的數據显示,今年3月份新增投資者數量最多,是因為今年春節過後春季行情啟動。但在行情啟動初期,大部分投資者尚在觀望,而當市場的賺錢效應帶來較濃烈的投資意願時,離行情啟動會有一定的時間差。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3月份新增投資者數量會上升。”鄭虹說。

  隨着科創板開板、首批25家公司上市交易,使得投資者的熱情再次被調動起來。

  “投資者對科創板的高成長性有所期待,打新意願強烈,因此為了達到科創板的開戶時間要求,7月初開戶人數增加。”鄭虹對記者表示,另一方面,科創板上市后的較好表現,更加吸引了投資者對科創板的追捧。

  《證券日報》記者注意到,7月份是自今年3月份以來,首次出現新增投資者數量環比上升的月份。

  對此,有券商營業部工作人員向記者提到了這一點:從7月份的情況來看,在首批科創板公司上市前的這段時間里,前來諮詢的投資者相比6月份稍微要多了點,既有老客戶也有新客戶。

  不過,該工作人員也一再表示:自己所在營業部的情況,並不能代表整個行業的情況。

  而另一家券商營業部的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由於營業部開業時間相對較短,因此,前來諮詢的投資者數量變化並不大。

  “如果是開業了好多年的營業部,變化可能會比較明顯。”上述營業部負責人判斷。

(文章來源:證券日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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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會計師行業憂思錄

  “公司花錢請會計師事務所做審計,並不是說我們一切聽公司的,審計人員和被審計企業之間有時候是對立的,審計師希望找出問題降低風險,被審計單位則會極力掩飾問題所在。”作為從“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走出來的會計師,李威(化名)已經對這種無休止的扯皮與加班熬夜感到疲倦了。

  “我們做審計的壓力是很大的,無時無刻不淹沒在海量的數據里,對於公司提供的任何資料都得持懷疑態度,都要求證,如果企業存在重大財務問題卻沒有審出來,那麼我一旦在審計報告上簽字,名聲就壞了,以後就吃不了這碗飯了。”李威說,他離開審計工作,除了疲憊,風險責任加重也是主要原因。

  “貓鼠遊戲”需完善規矩

  公司的財務報告可以從財務視角呈現企業經營活動,是投資人了解上市公司的最便捷途徑。為了保證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公允性,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第三方,對公司編製的財務報告進行審計。如果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則意味着會計師依照獨立審計準則的要求審查后,確認公司遵循了會計準則及有關規定。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會計師也會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該類報告屬於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的一種,指存在需要強調的重大事項,但已在財務報表中做出充分披露,不影響會計師發表審計意見。只有在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不能公允地反映其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情況下,會計師才會出具否定意見的報告或無法表示意見的報告,這意味着該公司的會計報表嚴重歪曲了公司的財務狀況。

  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公司是一對既合作又博弈的關係主體,一方面出於制度規定,上市公司需要支付費用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二者都有真實、準確披露信息的義務。另一方面,會計師事務所作為第三方服務機構,要接受監管約束,必須對財務報告承擔責任,如果為受雇上市公司出具虛假審計意見,或者未能盡職審計,將有被撤銷牌照的風險。

  李威向《證券日報》記者介紹,首次承接一家企業的審計業務時,會計師事務所會由合伙人帶領經理與項目組重要成員與企業高管進行多輪面談,了解公司業務情況,判斷是否可以做這家公司的審計,然後再讓團隊進場。很多情況下,需入駐公司審計一周時間,進行風控測試,確認企業財務數據不存在較大風險問題之後,會計師事務所才會與這家公司正式簽訂合同。即便如此,在審計過程中,如果發現公司有重大財務問題,會計師事務所也可以根據合同終止審計服務。

  然而有的時候,一些公司為了應對會計師的審計,能夠做出整套的造假方案。李威曾經到一家礦產企業做審計,其中要盤點一座煤礦山。在審核礦山的權屬合同、貨物質量后,為了謹慎起見,他們還來儀器測量了礦山體積,並從礦山表面取了礦山樣本測量密度與質量,確認無誤后,出具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然而第二年,這座礦山被賣出后,接手者用鏟車鏟過去才發現,礦山兩米以下都是水泥,完全是一座空礦山。會計師因為已經做到了盡職審計,最終並沒有因此被問責。

  但有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沒那麼幸運了。因涉及康得新財務造假案,證監會對瑞華會計師事務所正式立案調查,導致該會計師事務所服務的33個IPO項目被叫停,13家公司的再融資項目中止審查。瑞華雖然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文稱,對康得新審計項目全面履行了應盡的職責義務,然而,其在連續多年為康得新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后,直到今年才發表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指出貨幣資金餘額中的122億元的銀行存款餘額無法取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有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公司審計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銀行存款的審核,最有效的方法是向銀行發詢證函。因為詢證函都是發往銀行對公櫃檯,由對公櫃檯審核回復,幾乎不可能出現銀行與公司聯合造假的可能。“即便是企業賬上只有一萬塊錢,但分給了四家銀行,會計師事務所也必須向這四家銀行發詢證函。只有企業的應收往來款,會計師才會根據重點科目進行抽查。”

  2018年年末,康得新及其下屬三家公司賬面显示,在北京銀行存款餘額為122億元,瑞華於2019年3月起,共三次發函給北京銀行西單支行,在4月29日收到北京銀行詢證函,了解到康得新銀行存款賬戶餘額為0元,該賬戶在北京銀行有聯動賬戶業務,銀行歸集金額有122億元。但瑞華向北京銀行了解聯動賬戶信息,卻沒有得到銀行回應。因為銀行回函信息與公司賬面記載餘額、公司網銀显示餘額不一致,瑞華最終無法判斷康得新銀行存款期末餘額的真實性、準確性及披露的恰當性。

  而此時的康得新,已經發生了債務違約。

  “業務虛轉”現象值得警惕

  “加班、熬夜,審計的賬務越來越複雜,這讓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人員流動越來越頻繁。很多團隊只有組長有一些資歷,組員們都是剛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專業性堪憂。倒是我的很多朋友做審計工作多年,出來后就到上市公司做財務總監了。”楊柳是一位上市公司財務負責人,也是審計出身。

  楊柳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從近年來接觸的審計人員可以看出,一些人的專業水平有不小的下降。審計人員不僅僅是為公司出具一份審計報告,還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企業提出財務管理處置建議,幫助企業優化財務管理,這要求會計師有較強的財務數據統籌能力。然而會計行業的市場競爭加劇,讓一些資深的會計師或是單幹,或是跳槽,導致一些會計師事務所人員隊伍不穩。

  會計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和經理,須負責上市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並在財務報告最終版本上簽字;而具體的審核工作則交給各個項目團隊負責。團隊負責人多數擁有註冊會計師資格,其他的會計師只要擁有會計師從業資格證,其工作也相對繁重而公式化。實際操作中合伙人與經理並不需要全程在場,而由各團隊負責人把控審核進度並進行重大事項彙報。一個會計師審核團隊只有做完一家公司的審計報告后,才可以接手另一個任務,但合伙人與經理則可以同時接手幾家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

  會計師何小寶就不得不在風險控制與抓大放小中,不斷權衡利弊。在審計工作中,她需要進行各種風險測試,看發票、對賬,也要對企業重點部門人員做訪談,對企業的賬務做第三方核實,這些都要花費她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因為項目周期緊,何小寶時常要熬夜到一兩點才能完成當天的工作,然而這依然無法跟上領導要求的進度。於是,對於一些並不緊急的事項只好簡化流程,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提早完成審核。

  在一個財報季,何小寶甚至要完成三、四家公司的財報審核工作,這就必須對流程有精準到秒的掐算。她們曾經為一家上市公司做年報審核,這家公司此前收購了兩家企業,相關財務數據一直沒有理順,因而一再拖延審計。由於耗不起時間,且風控難以把握,何小寶的團隊最終取消了與這家公司的合約,白白浪費了她好幾周的時間。“後來聽說這家公司不得已,臨時找了別的會計師事務所,出價足足比我們高了三倍。當然時間緊任務重,還要承擔風險,可能就值那個價了。”

  會計師事務所的監管權主要在財政部手中,但涉及上市企業,證監會就會參與聯合監管,根據國家有關規定,不是所有會計師事務所都可以從事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資格。想取得證券業務資格,會計師事務所需滿足多項要求,其中包括註冊會計師不少於80人。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在規模上無法達到這一要求,只好邀請註冊會計師掛靠在會計師事務所,這樣的會計師每年還能從事務所拿到一筆收入。

  如果涉及違法行為特別嚴重,會計師事務所和註冊會計師就會被吊銷資格。如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不在所里專職執業,但允許他人以自己的名義執行業務,就觸發了紅線。深圳正鑒會計師事務所便因此被吊銷了資格。也有的會計師只收集了會計報表未盡審計義務,就出具無保留意見的報告,被監管部門發現問題后,往往是會計師吊銷資格,會計師事務所暫停業務,因此註冊會計師的風險遠高於事務所。

  何小寶表示,在審計報告中,多數情況下是合伙人和經理簽字,其他項目負責人即使有註冊會計師資格也不願意去簽字。“收入的大頭是簽字註冊會計師拿,當然他們擔負的風險也最多。因為工作關係,我也認識很多證券公司的朋友,他們說自己是金融民工,我想說我們才是。上市公司年報審核完了,還有大批IPO和其他公司財報要審核,我們一年到頭有加不完的班。”

  提高審計違法成本迫在眉睫

  一些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會計師事務所審核出現關鍵性紕漏,原因之一就是違法成本較低。以康得新為例,證監會已經對其進行了頂格處罰60萬元,並對相關人員採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但如果不進行集體訴訟,投資人幾乎得不到任何賠償。

  宋一欣律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60萬元的處罰在現行《證券法》中已經是頂格處罰了,但對於違法企業來說,威懾力很小。如果能按違法所得和違法情節進行比例處罰,執法力就可以大大增加。“我建議向違法上市公司收取大額罰金,追究上市公司負責人和審計負責人的刑事責任,將部分處罰收入通過基金形式補償給受損的投資者。”宋一欣說。

  目前,證監會對類似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均以“信息披露違法”為依據處罰,涉及責任包括行政責任、刑事犯罪以及民事賠償。對於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中,處罰的額度要比上市公司大得多。

  國內八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大華會計師事務所,2018年被證監會處罰。該所在佳電股份2013年至2015年財務報表審計過程中,未勤勉盡責,出具的審計報告存在虛假記載。證監會對其處以沒收業務收入150萬元,罰款450萬元,同時對三名責任人給予警告及罰款處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曾因“2016年大智慧案”和“2017年步森股份案”而觸碰了“兩年兩罰”紅線,被責令暫停承接新的證券業務,於兩個月內完成整改,根據核查結果決定是否“解禁”。

  “兩年兩罰”制度要求會計師事務所在兩年內,在執業活動中受到兩次以上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不得承接證券業務,並應當自出現該情形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提交會計師事務所整改計劃表。

  而從國外來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處罰則更加嚴厲。2001年,安然公司轟然倒台,參與財務造假、位居世界五大會計公司之列的安達信公司,也因審計工作中出現欺詐行為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罰了700萬美元,此後被吊銷營業執照。2002年6月,安達信被法院認定犯有阻礙政府調查安然破產案的罪行。從2002年8月31日起,安達信停止上市公司的審計業務。雖然2005年12月,美司法部放棄了對安達信的訴訟,但安達信已樹倒猢猻散。

  印度證券監管機構在2018年禁止全球四大審計機構之一普華永道為該國上市公司提供審計服務,這一禁令有效期為兩年,原因是普華永道未能發現已破產的薩蒂揚計算機科學公司涉案金額達17億美元的會計欺詐行為。除了吊銷上市公司審計資格外,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還責令普華永道退回1.3億盧比(約合200萬美元)的非法所得。雖然近兩年來,國內監管層對中介機構在證券市場的違法違規監管處罰力度已有所加強,但顯然“兩年兩罰”的紅線無法與禁業處罰相比擬。

  專家認為,補齊證券會計師行業的監管執法短板,關鍵是提高違法成本。從立法思路來說,也要區分“主動做假”和“被動做假”。即在司法實踐中,證券會計師事務所及從業人員對相關業務事項未履行特別注意義務,對其他業務事項未履行普通注意義務的,應當依法判令其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文章來源:證券日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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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個角度看垃圾:其實都是資源都是錢

  換個角度看垃圾分類和相關問題,國人可以樂觀一點。

  垃圾分類最近是熱點話題,也是類似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已經面臨的問題。我個人堅決支持垃圾分類,因為這是關係子孫後代福祉的大事。如何把這件事做好,尤其是如何從長遠着眼做長期的制度性安排、基礎設施安排以及環保意識培育,這些恐怕才是最重要的,我們看看日本和瑞典在這方面是怎麼做的。

  首先說說環保意識的培育,我的個人看法是中國目前遠遠不夠,從小孩到老人都不夠。看看日本是怎麼把垃圾分類從娃娃抓起的:日本小學生必須要參觀垃圾處理廠,每個小學生都會去幾次,老師也經常告訴學生們垃圾應該分類。反觀中國的學校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垃圾分類應該講過,但是頻率不會太高,至於參觀垃圾處理廠,很多學校都沒有這個意識和動作。這樣從娃娃抓起的好處是什麼?就是當大人亂扔垃圾的時候,孩子會出來制止並勸說大人進行分類,這是從意識源頭上開始“正本清源”。

  當然,僅僅有此安排還是遠遠不夠的,具體的處罰條例、利益驅動以及基礎設施安排都必須跟上去。

  某些市民初期沒有垃圾分類的意識,在做好充分宣傳的情況下,在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情況下,因為個人嫌麻煩,故意混投,這種情況就應該嚴厲處罰。處罰一次就記住了,參考案例是整治酒駕。在日本,亂扔垃圾屬於違法行為,個人違反者最多可能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或者單處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3萬元)罰金(包括未遂在內)。請注意,亂扔垃圾“未遂”也可能被處罰。

  其實中國的各大城市對於亂扔垃圾也有處罰,只是罰得不夠狠,強制性和震撼力都遠遠不夠。

  另外,還要給垃圾分類一些利益驅動,所謂“有堵有疏”,參考一下瑞典經驗。瑞典的情況是:垃圾遠遠不夠用了!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垃圾成了生產資料,成了錢,而且成本低廉,所以瑞典人到處搶垃圾。比如,對於廣泛使用的飲料瓶、礦泉水瓶,瑞典推行押金制度。你買一瓶水,價格里包含瓶子的押金。你只要把可回收的瓶子放到回收器里,就能拿回押金。這種制度其實我們以前也有,在一些邊遠地區的小賣部,對於啤酒瓶的回收也是十分到位的,不過最近這些年似乎慢慢消失了,可以考慮恢復起來,而且擴大範圍,比如一些易拉罐瓶子、塑料瓶子。 在瑞典人眼裡,垃圾就是錢,這有雙重含義。其一,千方百計想辦法省錢:瑞典居民每年都要交垃圾處理費。費用以重量計,垃圾越少,費用越低;垃圾分類得越徹底,收費越便宜。混投的話,價格翻倍。

  其二,瑞典政府通過資金補助或優惠政策的方式,鼓勵企業投入綠色科技,不斷開發循環利用技術,真正實現“變廢為寶”。如今,瑞典回收后的礦泉水瓶,可以實現一比一還原。即壓縮分解后的原料,可以用來製作一個新瓶子。廚餘垃圾轉化成沼氣,為汽車和公交車提供能源,剩餘的渣滓用來做堆肥。而垃圾回收最大的去向,在於焚燒發電。據測算,4噸垃圾等於1噸燃油能源。在機器自動化的高效運轉下,一家12人的工廠,每年的盈利額高達550萬歐元。垃圾就是錢,這不是一句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效益。

  問題來了:瑞典垃圾不夠用。雖然全國50%的垃圾都用來焚燒,但也只讓焚燒廠吃了個兩成飽,還有八成的“肚量”一直“餓”着,瑞典人只好從國外進口垃圾。所以說,垃圾從某種角度來看其實不是垃圾,而是資源,是生產資料,換個角度看垃圾分類和相關問題,國人可以樂觀一點。

  中國垃圾處理的技術水平和相關產業目前沒有達到瑞典的高度,不過,這確實是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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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們為何鍾愛“網絡課堂”?

  現實之殘酷、職場之複雜、社會之五彩斑斕,這是再多教科書和計量模型也無法解釋的困惑。

  近期,筆者參加了一個基金公司新銳提升計劃,針對新入職應屆畢業生融入公司做全方位培訓。不愧為國內頂尖的公募基金,清一色的名校經管院本碩畢業生,英語口語一個比一個溜,在校期間各種獎學金、證書拿到手軟,很多有海外留學經歷。職業規劃侃侃而談,但問到人生規劃時,多數稱沒想好,或片言只語。當然,首先要為公司創造價值,然後才是自我價值。

  但細看,這些金融精英們,貌似一個模子造出的薑餅小人,除職業外就無個性了。都在滔滔不絕地講個人優秀的學業,想給公司領導、學長們留下“我最優秀、我最拼搏”的好印象。筆者相信,這些輕鬆跨越高考獨木橋后,還能保持卓越的佼佼者,在職場上的狀態也差不離。因為,他們十幾年來從分數單目標導向的嚴苛教育走來,適應同樣單目標考核的社會並無大礙。

  就像熱播劇《小歡喜》中,海清扮演的文潔,一直在逼兒子方一凡“過一本線,考上大學”。但她其實沒有問過自己,孩子到底喜歡什麼、考上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大學教育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好,到底有什麼關係。只知道,過了一本線,進入名校,可以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有房有車的“小小目標”可以實現了。而且,別人的父母都這樣,我這樣也沒錯。

  這就導致一個結果,從義務教育開始,一直到大學教育,知識點越來越精細、知識面越來越狹窄,不斷升級的算法和模型,將知識的難度推得越來越高。以筆者研究的經濟學為例,從大學到博士,不管是老師授課,看經典教材,抑或研讀各類paper,都是嚴肅但索然無味,知道有用但與自己工作、生活扯不上關係的所謂高深知識,如無差異曲線、包絡線、影子價格等。

  若是做學問,精細研究甚至“鑽牛角尖”都是鼓勵的。但是,對於我們這個市場化還待深化的國家,需要的更多是經濟學知識的普及,要培養的多數是應用型人才。學校教育階段由靈魂工程師裝進腦袋的東西,步入職場后要將這些東西投放到社會和現實世界。但是,現實之殘酷、職場之複雜、社會之五彩斑斕,這是再多教科書和計量模型也無法解釋的困惑。

  比如,為何學歷無法拿錢衡量,但學區房可以;為何搖號看起來公平,但解決不了車牌和房子的供應效率;為什麼模型測算的上市公司離退市不遠啦,但賣掉一套房子卻能起死回生;為何亞洲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但卻不是最富有的;為何對非洲的救濟越多,但貧困和貧富差距難解。

  有一句經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所說的名言(實際出自英國哲學家Carveth Read):“大致正確比精確錯誤要強”。什麼意思呢?小到個人擇業、家庭理財,大到金融風險判斷,甚至一個國家破產,這些事件的影響因素太多、邏輯太複雜。學校教育、統計分析根本無法用上。但越是有生活閱歷,有社會調查實踐,有政治經濟綜合思維的人,其大致判斷比精確錯誤要靠譜。

  這就是為何暢銷書、網上經濟學課堂、音頻節目,比如通俗經濟學、生活經濟學等付費課程備受歡迎,有的賣出2000萬元的“天價”。當然,其中一些是二流的、碎片化知識,也有打卡的,但不可否認“回爐鍛造”的意義。反思看,分數單目標的導向下,學生眼裡的知識了無生趣,只是作為升學與求職必經的一座橋,其與複雜多樣的現實完全是兩重世界。

  在學校,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你只顧學習,爸媽會幫你代理一切。拿到名校的offer,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有名車豪宅,這是多少人羡慕的狀態!但想過沒有,這麼多人整齊劃一去走這樣的路,是不是不正常?在這個多元多維的立體世界里,在這個迫切需要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國度里,在這個需要擔當而不是尋找風口、尋找捷徑的社會裡,更需要站得高、看得遠,掌握更全面知識、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表面精緻,內里利己的人。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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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糖產品的市場機會有多大

  除了市場開拓本身需要時間和消費接受外,代糖類產品快速發展最大的攔路虎應該是知名調味品公司

  代糖產品之前筆者並不了解,偶然的機會一個朋友贈送了幾包國內某上市公司的代糖新產品,拿回家后竟被家人大呼“做烘焙正好用得上”。一問之下才得知,原來現在不少人家裡做酸奶和烘焙都用的是代糖產品了,雖然價格較蔗糖高出不少,但架不住想吃甜食又擔心長胖的心理,紛紛尋找代糖產品替代,以求心理安慰。

  代糖產品並不算新事物。比如可口可樂多年前就開始大力推廣無糖可樂。除了碳酸飲料外,可口可樂公司還減少了旗下500多種飲料的糖含量。在目前一些烘焙產品和遍布大街小巷的奶茶產品中,打着低糖或者代糖健康旗號的也不在少數。

  之所以要少糖或代糖,主要還是着眼健康。現實生活中,人們日常的糖攝入量太高了。《健康中國2019-2030》發展規劃提出合理膳食行動,重點鼓勵全社會減鹽、減油、減糖,提倡到2030年人均每日食鹽攝入量不高於5g,成人人均每日食用油攝入量不高於25-30g,人均每日添加糖攝入量不高於25g。但是,目前我國的人均攝入量遠高於上述標準。

  我國是全球甜味劑的主要生產國,多項細分產品在全球擁有絕對領先的市場佔有率。就目前的甜味配料市場來看,蔗糖依舊佔據了最大的甜味市場份額,代糖甜味劑在甜味配料市場的佔比只10%左右。蔗糖的過量使用帶來的肥胖、動脈硬化、高血壓、糖尿病、齲齒等疾病,成為社會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兒童,過多攝入糖類成為家長們頭疼的大難題。

  代糖產品相對於蔗糖而言,不參與新陳代謝、不增加熱量,是蔗糖的良好替代品。隨着人們對健康飲食重視程度的提升,以及相關患病人群糖類食品控制需要,無熱量的、不參與新陳代謝的代糖類產品需求將會越來越大。

  代糖需求大量存在,下一步就是要解決替代品如何被消費者認可的問題。要想替代糖,首先是口感問題。糖在古代是稀缺品,只有貴族才可以食用,原因一方面是糖得來不易,另一方面則是糖的甜味給人以莫大的滿足感。代糖產品首要解決的就是口感的甜度問題。目前市場上的代糖產品,甜度問題普遍還較蔗糖差距很大,一些產品甜度比例高達1:10甚至更多,這就使得用戶要想得到和蔗糖一樣的甜度需要在分量上加大倍數,在食用的習慣上有很大不便。據宣傳,文中開頭提及的上市公司代糖產品,甜度已經達到了1:1。不過從實際體驗來看總覺得還少點甜。其次是價格問題,目前市場上的代糖類產品價格普遍不低,要想打開廣大的C端消費者市場,價格可能至少不能比蔗糖高太多。三是如何將代糖產品推介給消費者。從草根調研的反饋來看,大眾消費者普遍對於代糖類產品的接受還需要一個過程。在一些糖類消耗的主要場景,比如烘焙、奶茶、烹飪等,要想儘快佔據重要的位置,可能還需要時間,但這些場景的消費者群體對於減糖健康概念的接受也最容易,關鍵是要做好宣傳營銷策略。假以時日,代糖類產品成為C端消費者人人用得起、用得好、離不開的甜味消費品,那麼上市公司的營收水漲船高,估值自然也就需要重新定義。

  然而,在筆者看來,除了市場開拓本身需要時間和消費者接受外,代糖類產品快速發展最大的攔路虎應該是知名調味品公司,比如知名的醬油龍頭,有品牌、有渠道,某種意義來說,代糖產品也是一種調味品,如果這類已經成大氣候的調味品公司殺入這個市場,留給代糖類產品企業有多少時間和空間也就難說了。因此,和一些飲料、烘焙、西點、酒店企業迅速展開合作,抓住核心消費者群體,不失為一種快速打開市場的好辦法。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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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判決有助於解決證券群體糾紛

  深圳可比照設立深圳金融法院,管轄深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案件。

  上海金融法院在今年5月對“方正科技虛假陳述案”公開宣判,認定方正科技存在證券虛假陳述行為需承擔民事責任,在損失認定上,判決採納投服中心的損失核定意見;近日該案二審由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判決駁回被告上訴,維持原判,該案是全國首例公開宣判並生效的示範案件。

  早在今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發布《關於證券糾紛示範判決機制規定(試行)》,其中明確在處理群體性證券糾紛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示範案件先行審理、先行判決;示範判決生效后,對平行案件(具有與示範案件共通的事實爭點和法律爭點的案件)原則上應先行委託調解,為此還通過訴訟費用經濟槓桿加以引導,同時明確在示範案件中引入第三方專業損失核定機構。

  投服中心對投資者損失計算軟件的第一大貢獻,是可公正計算投資者“買入均價”。要計算投資者投資差額損失,需計算買入證券均價,然而“買入證券均價”如何計算並無規定,實踐中有多種方法,由此也導致原被告之間爭議。應該說,移動加權平均法的計算結果最接近客觀真實,但計算量過於龐大,礙於計算成本很多法院不敢適用;而投服中心相關軟件“投資差額損失計算功能”可提供移動加權平均法和實際成本法兩種買入均價算法,有效解決了司法實踐痛點問題。

  第二大貢獻是可公允計算市場系統風險扣除。按規定,被告可不承擔投資者由證券市場系統風險等其他因素所導致的損失,實踐中,每個投資者交易情況各不相同,所受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也不相同;對此難以單獨一一手工計算,司法機關只能對一個虛假陳述案件確定統一的系統性風險扣除比例值,這對部分投資者或被告都可能帶來不公。而投服中心計算軟件可單獨計算每個投資者受到系統性風險影響的比例值。

  有了示範案件判決,再加上投資者的損失計算有投服中心的軟件支持,其它平行案件的解決就有了堅實基礎。為此上海金融法院還推動示範判決與訴調對接機制相結合,引導平行案件當事人通過調解機制解決糾紛,比如,若在法庭審理前委託調解,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而申請撤訴,案件受理費可免收;若平行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拒絕接受依照示範判決提出的調解方案,且之後未能獲得更有利的判決結果,法院可酌情增加其訴訟費用的負擔部分。由此“示範案件判決+委託調解”機制,就成為解決平行案件的主要方式。

  當然,本案之所以在上海金融法院審理,或是因為方正科技註冊地在上海,按《民事訴訟法》第22條至第30條,絕大多數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法院擁有管轄權,也就是說,上海金融法院的“示範案件判決+委託調解”機制,在主板所能覆蓋的範圍,只包括住所地、註冊地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等被告,在此區域外上市公司虛假陳述,一般只能到當地中級法院起訴,解決投資者群體性糾紛就難適用上述創新制度。

  今年6月《關於為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規定,對因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引發的相關金融民商事糾紛和涉金融行政糾紛,由上海金融法院試點集中管轄;也就是說,科創板不分上市公司住所地,以上民商事糾紛統統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這打破了案件地域管轄制度。

  筆者建議,應進一步深化拓展上述改革,可規定,對於所有上交所上市公司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民事賠償糾紛案件,均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轄,這有利於打破當前司法地方保護。另外深圳可比照設立深圳金融法院,管轄深交所所有上市公司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案件。有專業金融法院的示範訴訟判決,再結合調解組織對平行案件的調解,這或是一條符合目前我國國情、有效解決證券群體糾紛的好路子。

(文章來源:證券時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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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質押風險繼續釋放 券商巨額計提侵蝕業績

  近日,國元證券公告上半年計提信用減值準備情況,合計計提2.56億元,減少公司當期凈利潤1.92億元。對比國元證券上半年4.33億元的凈利潤規模,可見計提信用減值準備對業績的侵蝕作用明顯。

  在近一個月時間里,還有太平洋證券、山西證券國海證券東北證券東方證券西部證券等公布了上半年的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情況,合計計提規模達13億元,對部分公司業績的影響較大。

  巨額計提影響業績表現

  據公告,國元證券西部證券上半年的減值準備計提金額分別為2.56億元、2.82億元。若以減值計提額與上半年凈利潤比較,可粗略估算信用業務(以股票質押業務為主)踩雷對凈利潤的侵蝕。其中,國元證券減值計提規模達到上半年凈利潤規模的59%,西部證券的這一比例為58%至64%(按半年度業績預告披露的凈利潤範圍計算)。這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巨額計提,兩家公司的業績要比目前還高出一大截。

  在前述7家券商中,計提金額最高的是東方證券,上半年計提減值準備4.45億元,相對業績快報所披露的凈利潤規模的比值為36%。東方證券的各項計提中,以買入返售金融資產中的股票質押式回購業務計提最多,公司因股票質押業務踩雷*ST東南*ST剛泰*ST大控合計計提3.89億元(轉回其他股票質押式回購減值準備3789.61萬元后)。此外,國海證券東北證券上半年分別計提1.26億元、1.18億元,主要也都是因為股票質押業務踩雷。

  而太平洋證券、山西證券的減值計提金額較小,分別為4156.9萬元和3340.4萬元,均以“其他債權投資減值”為主,而非股權質押,對上半年凈利潤的影響也相對較小。

  股權質押風險仍待釋放

  從上述券商近期披露的減值計提情況可以看出,股票質押業務踩雷仍是影響券商業績表現的重要因素。

  如西部證券本次計提就涉及樂視網(已暫停上市)、信威集團(*ST信威)、中南文化(ST中南)等3隻股票的質押。首先是樂視網,因該股於二季度暫停上市,本次西部證券對樂視網的股票質押計提減值準備達2.49億元。對於信威集團,西部證券本次計提6259.20萬元,此前還曾計提1140萬元。信威集團於7月12日復牌至今已連續29個跌停,股價已由停牌前14.59元/股跌至3.31元/股。中南文化此前股價已經歷大幅下跌,今年上半年繼續下行,但跌勢趨緩,西部證券的計提規模較小,為470.40萬元。

  而從已披露半年報的國元證券、太平洋證券和山西證券來看,3家券商的股票質押業務均收縮了規模。國元證券截至6月底的股票質押餘額66.08億元,同比降27.74%;太平洋證券股票質押回購業務融出資金餘額54.80億元,較上年末下降11.08%。山西證券股票質押業務待購回金額為16.53億,較上年末規模有所下降,並表示將進一步強化股票質押業務的盡職調查,持續化解存量風險。

  長城證券研究所認為,今年以來,股票質押業務的整體風險有所下降,但對個股的風險仍需謹慎排查,應警惕上市公司主要股東通過“新還舊”繼續埋雷。

(文章來源:上海證券報)

(責任編輯:DF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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